今天是一二·九运动纪念日七十周年，不过，这个日子似乎被遗忘了，看遍了今天所有的媒体和网站的新闻，都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了一二·九。仿佛七十年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真是可叹啊。
什么是一二·九运动呢？这里有一篇新华网的资料，代表了目前官方对一二·九的定义。
一二·九运动
一九三五年一二月九日，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接着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于一二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一二月九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６０００余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３０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１０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１２月１６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１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看完上面的定义，很多人会发现，今天四月份似乎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结局也很相似：上海一个叫汤晔的倒霉小伙子，因为发放“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的传单，而以“传播虚假信息”为名被判刑五年。
对于一二·九运动描述，很早以来我就发现里面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因此我一直都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一二·九运动当时发生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谁会从中受益，为什么第二年就发生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为什么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却再也不肯踏上大陆一步？
毛泽东曾经于一九三九年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有一篇讲话，里面提到了一些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背景：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十一月下旬，在富县还打了三场仗。并声称“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综合上面的一些说法，我们会被这非常的奇怪历史逻辑所迷惑，一九三五年红军已经被围剿的只剩下几万人，溃退到陕北的山区，处于一个自身难保的处境，它靠什么来“北上抗日”？为什么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存亡却去关心“北上抗日”？如此高调的宣传抗日，其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借抗日战争的时机利用日本人打击国民党，自己获得喘息之机，并趁机发展壮大并最终夺取政权？为什么八路军在抗战中打的最大的两场战役，其中之一的“平型关大捷”，日方统计只损失了两百人，另一个“百团大战”，毛泽东是根本不赞成的，认为“暴露了实力”，彭德怀率领的军队对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的大规模骚扰和破坏。但彭德怀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后来成为了他反对毛泽东的“罪证”。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发生的时候，虽然力量微不足道，只控制着江西省南部的一小部份山区，可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却拥有将近一百万正规军和一百二十万民兵，为以后打下江山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毛泽东的发展壮大、保存实力的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后来得到了天下，而蒋介石则在抗战中元气大伤，和日本人两败俱伤，最终失去天下。
我认为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处于一种“捣乱”的作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干扰了蒋介石的抗日路线，迫使中日战争提前爆发。西方有论者言，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开战，对中国而言，早了两年，对日本而言，则晚了两年，如果早两年开打，则日本可以轻易征服中国；若晚两年开打，则中国可以独立抵抗日本，从其间的差别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功劳。事实上，到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已基本上在政治上，军事上统一了全国，经济上，一九三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上世纪前半叶的最高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与日本展开一场持久的胶着的战争。若中国能再有两年的平稳发展，便能独自击退日本，当不是虚言。
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而与日本正面抗拒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正是由于中国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使得在“九一八”以后的特殊时代，分裂的中国国民党几乎神奇地立即团结起来，蒋介石以他的智慧、坚忍和毅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决策，领导中华民族战胜了外部的强敌。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先是尽力避免战争爆发，日本政界的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也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对双方不利。但在日本狂热的军人的鼓动下，军人浪人不断地在华挑衅，局面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全面准备，包括物质的准备和精神的准备，也开始了“攘外安内”的策略，来解决有苏联的国际背景，并且掌握有军队的共产党问题；同时尽量延缓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在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同时，遵照“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则，忍辱负重，以换取准备战争的时间。这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是成功的，只是“西安事变”的出现，使得“攘外安内”的策略半途而废，而有抗战胜利以后的形势的剧变。
以下文字为转载佚名的一篇讨论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的文章，对于蒋介石的政策有了很详细的说明。
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３４０ 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６１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壮大（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９１８ ”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胡适和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进攻全中国，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后同意到美国做“中国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