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9日星期日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昨天是三月十八日,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北京学生和民众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集会请愿,遭到执政府卫队和军警的屠杀,死亡47人,受伤200余人。这一天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不能遗忘的血写的历史

  三一八事件是一个永恒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三一八”惨案会在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如此刻骨铭心、须臾不忘的记忆?周作人在一篇论及“五四与三一八”的短文里这样写道:“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之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和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了学生群众开排枪,这情形就不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独裁和乱相颇受病垢。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等着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沈默吗?”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沈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因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援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总之,在发生“三·一八惨案”的1926年,中国虽然因军阀混战而乱相丛生,但那毕竟还是个有些许言论自由、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的时代,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多少还有主权在民的影子,所以,践踏了最低的为政底线的政府暴行不可能畅通无阻,杀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权在握且满世界招摇,并用各种理由来炫耀脸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请参见:付国涌《三·一八枪响之后》;吴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鲁迅先生于“三·一八”当天就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上写了这样的话: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The blood that lies upon the square cannot be washed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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